阮啸仙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述论(2) - 南方农机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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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述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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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不顾自己身患严重的哮喘，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他与赣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组织赣南省军民，扩大革命武装，组建了新的独立营、游击大队和游击小组，部署游击战争任务；领导赣南苏区军民，以于都、安远、兴国、信丰等地为中心区域，积极筹粮筹款，广泛实行“坚壁清野”。

为了加强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阮啸仙按照中央分局指示，在于都小溪成立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和信康赣雄军分区，由李乐天、杨尚奎、王龙光、李国兴、刘建华组成特委，李乐天任特委书记，杨尚奎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龙光（后脱逃）任组织部长，李乐天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向湘林（后叛变）任参谋长，李国兴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以刘建华为书记的少共信康赣雄特委。还组编了一个独立营，配备两挺重机枪、6支冲锋枪及300余支步枪。

李乐天率领特委机关干部和独立营共700余人，从于都转移到信丰油山，在信丰油山糟里与中共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长安区委书记朱赞珍、区委组织委员李绪龙等党政干部和武装人员会合。随后，部队经信丰上下坪转入广东南雄廖地村，与曾彪率领的南雄游击队会合，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陈毅突围到油山后，李乐天率领的这支部队为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时，在中央苏区留下了1万余名伤病员，原先分布在于都、瑞金、会昌、宁都、西江、石城、宁化等县的红军医院中。中央苏区各地相继沦陷后，各地医院陆续向瑞金、于都县境集中。由于众寡悬殊，红军伤亡惨重，不断地有伤病员运输到赣南省苏区。阮啸仙二话没说，立即与赣南省委、省苏政府机关人员一起，分别到区、乡召开会议，安置好伤病员，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治疗。据曾经担任于都禾丰区委书记的叶天放回忆：“1934年春节前，我在区里主要是安置伤病员。安置伤病员是赣南省下的通知，并且从省里派了郭怀金和邱天朋（兴国人）两人专门负责此事。我们区接到省里的通知后，立即召开区、乡干部会，将任务落实到各乡，各乡再开村代表会，具体将任务落实到村，由村落实到户。”[10]P310伤病员在群众家中都受到了很好的关怀和照顾。比如，于都禾丰地区“上级给每个伤病员发了一百五十斤谷票、三斤油、二斤盐。伤病员到户后，生活由各户照顾，上药即由医院或医务所的医护人员负责。”[10]P310禾丰地区各家各户都安置了伤病员，最多的一家安置了7名。在苏区群众的细心照料下，许多伤病员较快地痊愈康复。但到1935年2月，仍有约2000名重伤员留在医院。中央分局决定由陈毅负责妥善处理安置好伤病员。陈毅召开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开会。陈毅说：“把这些战士带回家吧。他们是我们大家的儿子。他们都很年轻，可以当你们的好儿子、好女婿。他们能给你们干活，你们家里会多一双手，多一份劳力，也许还会多一个为你们报仇的人。”[11]P243在阮啸仙和赣南省委、省苏政府的有力配合下，重伤病员很快疏散完毕。

三、转变斗争方式，毫无畏惧地率领部队突围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12]P9，从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3]P14。中共中央及时研究了留守苏区的形势，作出了相应决议，先后四次致电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第一次是2月5日，电示中央分局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14]P61，以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等；第二次是2月13日电示中央分局主要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14]P63；第三次是2月23日对坚持游击战争进行具体指示[14]P69；第四次是2月28日，中共中央向中央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14]P71。

1935年2月，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及红军部队，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于都县南部山区的禾丰、黎村地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分局当机立断，决定从2月中旬开始，将部队分九路突围，派负责干部到各游击区领导斗争。

2月21日，阮啸仙在于都禾丰主持召开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全体人员参加的游击战争动员大会。他传达了中央“二月指示”精神，对赣南省机关工作人员突围打游击作了部署。随后，阮啸仙率部队到于都上坪山区。“在上坪的几天中，主要是隐蔽器械物资。一些多余的或损坏的枪支，全部埋掉了。一些迫击炮因缺炮弹，也埋藏起来了。无线电报机和发动机，则拆散埋藏，有的则扔到河中深水潭中。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则将多余的用品处理掉，其中一部分送给当地的群众。三月上旬，这些工作基本结束了。”[10]P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