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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视野下饮食书写的南方地域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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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茶的饮用也显现了南北方的差异。最早关于茶的诗赋作品为西晋末杜育所做的《荈赋》，其中提及：“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④严可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61页。，也就是说，当时所饮的茶是初秋开始采摘的，这与春种秋收的其他作物并无差异，但陆羽与杜育相隔几百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⑤严可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61页。，表明当时已经以春茶为主。从杜育“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的记载来看，如果不是杜育亲眼所见，而是出于比况或听闻后的想象，那么当时所饮之茶可能来自西南地区，饮茶习俗受到巴蜀的影响，最早的饮茶记录也出现在辞赋作品《僮约》之中，这在魏晋时代其他诗歌中可以得到佐证，“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00页。。“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⑦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40页。。如果这两句是出于实写，那么杜育可能到过岷江一带，并看到了当地采茶的风貌（当然根据杜育生平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如若不然，则表明杜育生活的北方地区也种茶采茶，而“岷江清流”只是作为活水的指代而已。总体上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魏晋时期，北方士阶层所饮的茶为秋茶，茶叶极可能来源于西南巴蜀地区，同时也可能在北方种植。

杜育于洛阳陷落时遇害。此后便是东晋南迁，到几百年后唐代陆羽总结茶文化，所以《茶经》体现了东晋南朝时期以及到唐的茶文化发展。《茶经》中说茶是“南方之嘉木也”。众所周知，后世名茶几乎都产自南方地区。《后魏录》：“琅琊王肃仕南朝，好茗饮莼羹。及还北地，又好羊肉酪浆，人或问之：茗何如酪？肃曰：茗不堪与酪为奴。”⑧陆羽著，沈冬梅评注：《茶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0页。从王肃的事迹也可以看出，饮茶已经成为南朝的标志性饮食活动之一。生活于南方的文人士大夫将茶文化进一步发展，饮茶与文化和主观精神追求相结合，《荈赋》中茶道已初见雏形，茶在此时“清俭”意味已非常明晰。如陆羽所说“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①陆羽著，沈冬梅评注：《茶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44页。

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②陆羽著，沈冬梅评注：《茶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46页。

南方文化的发展，挖掘了南方的名茶。从陆羽记载的好茶产地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陆羽讨论的地区包括：山南、淮南、浙西、浙东、剑南，最后附加说明“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③陆羽著，沈冬梅评注：《茶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89-193页。也就是说，到唐代时，除了传统的西南产茶区，名茶主要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与对南方的开发是一致的。虽然南方多名茶以科学眼光来看待是土壤酸碱度、气候、雨量、光照等客观因素综合的结果，但在东晋南朝时期，是在开拓和开发南方的过程中，茶文化也得以士人精神追求相结合，从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茶与南方在此时相辅相成，共同营造了“清俭”的新形象，而这与东晋南朝时期士人的理想人格以及释道二教的追求都相为表里。从茶文化的发展来看，在茶书的著录上也体现出南北差异来，唐五代时期的茶书都是北方籍士人或者出仕东南时所写，而“到了宋元时期，茶书的作者群中再也没有北方籍作家了”④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序言。。在“饮”中具有重要文化意味的茶，除了气候生长的影响，在文学书写和文人的相关著述上也有明确的地域性。

所以东晋南朝时期，辞赋中的饮食除了有明显的南方地域特性，更重要的是将士人的理想人格和精神追求与南方的事物相融合。除了山水怡情之外，在饮食活动中，也显现出尚清新蔬果的特质。故此，水果、蔬菜的书写带有清雅宁静之气，而酒肉满桌的饮食与南方的清幽雅静相对立，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和格调，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文人士大夫剔除出诗文饮食书写，并影响到后世辞赋中的饮食书写。全新的南方成了士人新形象生长的土壤，而南方饮食的丰富与可选择性也反映了士族阶层为新的理想人格塑造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