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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旁观者论钟鸣的当代诗学观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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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钟鸣这种对语言(词语)使用的反思与期待放置在20世纪80―90年代诗歌转型的语境中来看，可以发现“旁观者”的观点其实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比如韩东在1989年对诗人摆脱三种“世俗角色”(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历史动物)的呼吁以及臧棣在《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对“后朦胧诗”的语言弱点(“缺少对语言内部的含混的警觉”)的提醒，都暗中应和了钟鸣的观察。而在戈麦、胡宽等诗人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作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到个人化的语言使用。张枣在抵制“熟词”、创造个人化语境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在对张枣《镜中》《卡夫卡致菲丽丝》等诗的细读中，钟鸣指出了其“以个人语言亲近历史语言”的突出特点：张枣的诗歌语言既具有个人鲜明的特色，又因为其对“传统”的贴近与对现实危机的敏锐把捉而富有“历史感”。并且，钟鸣借用卡内堤有关“文学流亡”的观点，阐明了张枣去国后诗歌与母语更为隐秘、亲密的关系：张枣的作品深得“东西方文化精髓，因修养和开放的眼界而使‘朦胧诗’以来的诗歌有了很新的样式”“在方法和精神上兼容并蓄，以现代趣味和折中的精神，给了长久以来枯燥乏味的‘朦胧诗’一种‘休克疗法’”。[8](P35)钟鸣对张枣诗歌的推崇与对“朦胧诗”的不满，是与其对“熟词”的抵制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可以看出钟鸣的诗歌语言观：语言(词语)应是个人化的语言，但也应具有一定的时代意识与历史意识；对词语技术手段的玩弄并不能显示其高明，真正富有个性的诗歌语言应该有其“根基”。

在张枣之外，钟鸣较为推崇的诗人还有柏桦、翟永明、陆忆敏等。钟鸣对柏桦诗歌的评价较为耐人寻味：“他的柔美、孤独、幽眇，在于他记述着我们由来已久的语言和克制的痛苦。他使用常常使我们困惑的基本词汇写作。惊人地缺少变化和补充，一方面因为这些词汇表达的是人和自然的初始印象和关系，而另一方面，则是它被内部的陈述习惯和控制之间的冲突所抑制。”[8](P35)钟鸣在这里说出了柏桦诗歌的语言特点，所用的都是基本词汇，语言简洁干净，不拖泥带水。但钟鸣把柏桦诗歌中的“传统”元素形容为“强词夺理，硬着头皮，力比多的释放”，这看起来是对柏桦诗歌的批评，从柏桦的具体诗作来看，钟鸣的批评其实有一定道理。《望气的人》《李后主》《在清朝》等柏桦早期具有“传统”意味的诗作，虽然有“减速”的意图，把一种“轻”的风格代入诗歌中，但从一些具体诗句中，可以看到钟鸣所说的那种特点：“在清朝/多胡须和无胡须的人/严于身教，不苟言谈/农村人不愿认字/孩子们敬老/母亲屈从于儿子”(《在清朝》)；“遥远的清朗的男子/在977年一个细瘦的秋天/装满表达和酒/彻夜难眠、内疚/忠贞的泪水在湖面漂流”(《李后主》)。这些诗句虽然让人感受到一种怀旧、古典的气氛，但其抒情方式仍然没有脱离直抒胸臆、当众宣告(“我要表达一种情绪”)的特质。

由于时代的影响，“朦胧诗”以来的诗歌对“毛文体”“毛抒情”的暗中沿袭是难以避免的。在钟鸣的观念中，毛泽东时代的“抒情特征、英雄气质”对诗歌语言系统的孱入，在“北方诗人”和“南方诗人”的作品中表现为不同特点：“在北方诗人那里，它发挥出的是对土地和民族的热爱(失望和恨其实是一种更深的爱的形式)和农业时代的性格拯救；而在南方，它则表现出颓靡，色情和极度的伤感。”[1](P915)“南方诗人”在这里明确指柏桦，而从钟鸣对“北方诗人”的描述来看，他似乎是指北岛、芒克、多多等人。对“北方诗人”与“南方诗人”两者的明确划分，在钟鸣的诗歌批评中屡见不鲜。作为一位地理环境意义上的“南方旁观者”，钟鸣对“南方”“北方”的界定与划分标准实际上并不严格按照地域界限，而是主要根据诗歌语言气质。从其具体论述来看，钟鸣的“扬南抑北”虽然是个人审美趣味的表现，但联系其对“强人时代”“熟词”等概念的阐释，钟鸣“扬南抑北”倾向的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对诗歌话语权的焦虑以及重建一套诗歌秩序的愿望。

三、当代诗歌的“南北之辩”

在诗歌批评文章中，钟鸣把“朦胧诗”及之后的诗歌划分为“南方诗歌”与“北方诗歌”，并且存在“扬南抑北”的倾向。余旸认为，钟鸣的“南方诗歌”论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就“浮沉在众多关键问题与重大争议中，其间断断续续，不绝如缕，一直遭到忽视与冷落”。但余旸又发现，在“90年代诗歌”引发的争论告一段落后，关于“南方诗歌”的讨论逐渐增多，在21世纪之后衍生为一种诗歌现象(如柏桦提出了“江南诗歌”)，而钟鸣关于“南方诗歌”的论断开始被一些批评家广泛使用。[10]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南方”这一概念存在较大模糊性，它所对应的地理区域与文化范围也有待进一步明确，而“南方精神”“南方性”等衍生概念也存在不同解释。但无论如何，钟鸣的“南方诗歌”论仍然是其诗论中最引人瞩目的观点之一。余旸指出，钟鸣的“南方诗歌”论始终与钟鸣的其他观点存在复杂的缠绕关系，只有放置在钟鸣诗评的相关观念群中才能获得全面而深入的理解。[10]而细究钟鸣“南方诗歌”论的实质与产生根源，又会发现它与1980―1990年代中国诗歌转型的语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