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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南方疫灾疫战与空间叙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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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注：表1中前四史均为中华书局版本，出版信息详见文末的参考文献帝王年份间隔时间月份地点等级发灾背景出处《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第32页献帝建安二十年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 1七月合肥疫气军数征行（215年） 6不详合肥疫疾攻合肥《三国志》卷55《吴书·甘宁传》第1295页《后汉书》卷9《献帝纪》第389页《后汉书》卷17《五行志五》第3351页《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第486页《三国志》卷57《吴书·骆统传》第1335页献帝建安二十四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 2不详居巢大疫曹孙征战年（219年） 2十二月荆州大疫刘孙征战《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第1121页《三国志》卷15《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第481页不详东汉（？年）不详不详乌伤疾疫大起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 3不详不详疾疠士民颇苦劳役时遭兵乱《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下·徐登》第2741页

此外，其他汉代文献亦有一些记载，如旧题为刘向著的《列仙传》载：“崔文子者，大山人也。……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长吏之文所请救”[3]（P83），又载：“负局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语似燕、代间人。……后大疫病，家至户到与药，活者万计，不取一钱，吴人乃知其真人也”[3]（P129）。

张剑光、邹国慰认为汉代疫灾具有“后期较前期增多”、“与行军作战紧密相关”、“乱世疫病发生频繁”、“高发区域在南方和东部”、“和其他自然灾害结伴而来”5个特点。这是汉代全国的一般情况，南方疫灾既有与全国共同的特点，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地域特色。根据表1史料，列述如下：

首先，高发性与破坏性并行。前面已言及文献明确载明发生在南方疫灾为22次，文献上没有明确载明发生地点而可能发生在南方的共21次，共计43次，占汉代全国疫灾的81.1%，是疫灾的高发地区，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同时，汉代南方疫灾的破坏性亦极为强烈。43次疫灾中文献明确载明为“大疫”的19次，文献明确载明为“疾疫死者万数”、“疾死者过半”、“死者数万”、“死者什六七”、“死者十四五”共为5次，二者合计24次，占南方疫灾总次数的55.8%。这是破坏性最大、烈度最强的疫害。需要说明的是，汉代文化的中心在北方，史书记载的中心也是在北方，南方的疫灾遗漏失载的现象当比北方更多，如表1中列出的一些疫灾见于《三国志》而不见于《后汉书》，就是明证。故而，南方疫灾高发性和破坏性的实际情形应当更为显著。

其次，突发性和规律性并行。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汉代全境疫灾是后期多、乱世多、春夏多，与行军作战密切相关，确实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汉代南方地区的疫灾似乎亦呈现出这样的规律性。如西汉从汉高祖至汉武帝（公元前206-前87年）120年共有疫灾5次，约24年发灾1次；从汉宣帝至王莽（公元前86-25年）111年共有疫灾8次，约14年发灾1次。东汉从光武帝至章帝（公元前25-104年）80年共有疫灾9次，约9年发灾1次；从和帝至献帝（105-220年）115年共有疫灾22次，约5年发灾1次。王莽和汉献帝时期为乱世，疫灾较多，尤其是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共有疫灾8次。但我们通过认真比对和仔细分析，似乎又不尽然。所谓“前期少”，但在景帝后元一年（公元前143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连年发生了疫灾。所谓“后期多”，但和帝永元四年（92年）至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隔27年、顺帝永建四年（129年）至桓帝元嘉元年（151年）隔22年才发生疫灾。所谓“乱世多”，但发生疫灾的文、景、宣、光武、明、章诸帝时代均是政治清明的“盛世”。所谓“春夏多”，但秋冬亦时有发生。所谓“与行军作战密切相关”，但在和平时期往往也频繁暴发。故而，汉代疫灾具有突发性的特征，准确地说是突发性和规律性并行。

最后，群链性和恐怖性并行。灾害群是指在某一时间集中丛发多种或多起灾害的现象。灾害链是指一起灾害发生后，又由它诱发了一起或数起其他灾害的现象[4]。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汉代疫灾往往与水、旱、地震、蝗等灾害并起，形成灾害群和灾害链，依表1统计共有14次。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南方有12次疫灾与征战相联系，尤其是北方人民的南下征伐。同时，汉代南方的疫灾因其具有高发性、破坏性、突发性而难以掌握规律，有时发灾的频次高、灾害连续的时间又长，因而又呈现出恐怖性。许慎《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5]，说明疫灾的广泛性和恐怖性。王充《论衡》说:“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6]（P75）。东汉末年曹植《说疫气》中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7]。疫灾之恐怖，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