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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南方疫灾疫战与空间叙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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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域空间之疫化

自然地理把空间定义为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宽、高表现出来。人类在自然空间的基础上，赋予其诸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成为具有“想像”特征的空间。汉代南方因疫灾频发，人们对这一片地域之气候、水域、山林、生物及民情风俗的历史叙事均披上了一层浓重的“瘟疫”色彩，从而使南方成为“疫化的空间”，甚至当时北方人们出现了“见行，如往弃市”的“惧南心态”[30]（P2284）。汉初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贾谊因汉文帝疏远外放为长沙王太傅，“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28]（P3022,3026）。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评价许靖避乱苍梧事中亦有“泛万里之海，入疫疠之乡”一语，把岭南苍梧称为“疫疠之乡”[10]（P966）。这种“空间叙事”，有的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有的则是中原王朝正统儒家观念下的“想像”。

我们先讨论基本符合事实的部分。

南方气候的突出特征是气温高、降雨多，汉代文献称之为“暑湿”。高后时，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28]（P3595）。南方山林的显著特点是山多森密，汉代文献称之为“深林远薮”[9]（P1286）。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南方的生物亦大大多于北方。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反，汉武帝欲发兵攻打，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止。他综合分析了南方“暑湿”、山林和生物导致“疫”的恐怖后果，说辞曰：

“今发兵行数千里，……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30]（P2779-2781）

淮南王刘安曾主持编撰《淮南子》，是西汉有见识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西汉未年至东汉初年，把南方地区“暑湿”、山林和生物等因素耦合而成的致疫环境统称为“毒气”或“炎气”。《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载，王莽天凤三年（16年）10月，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结果是“僰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七”。《后汉书》卷24《马援传》载，光武建武十九年（43年），马援远征徵侧、徵贰，其地是“下潦上雾，毒气重蒸”。光武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援又远征武陵五溪蛮夷，“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毒气”或“炎气”导致的疾病被称为“瘴疫”。《后汉书》卷14《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城阳恭王祉》亦载，“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乡，为舂陵侯”，“（刘）仁以舂陵地埶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

现代医学认为，流行性传染病具有季节性和地方性的特点。所谓季节性，即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每年都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升高，其原因主要与气温的高低和昆虫媒介密度有关。上引史料说的“夏月暑时”和“会天暑多雨”、“近夏瘅热”、“毒气重蒸”、“暑甚炎气”的条件下，病毒、细菌、真菌、原虫、蠕虫和节肢动物等病原体显著增多，必然引起疫病。如我们熟悉节肢动物苍蝇、蚊子，就以“暑湿”季节活动最为频繁。所谓地方性，即因中间宿主、地理环境、气温条件、居民生活习惯等原因，有些传染病常局限于一定区域范围内发生，成为地方性传染病。此外以野生动物为主要传染源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也属于地方性传染病[31]。刘安说辞中的“蝮蛇”、“猛兽”似与疫病关系不大，但南方“暑湿”、山林和生物等因素耦合而成的致疫环境确实是与“欧泄霍乱之病”、“疾疠多作”、“瘴疫”密切相关的。范行准先生指出热带地区，夏季食物易腐，多发“霍乱”[23]（P245）。又指出，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沼泽和山间潮湿、空气沉滞地区，因为有污水和草木繁茂容易孳生传播疟原虫的宿主蚊虫等，疟疾传染迅速，所以古时在江淮流域和丛林地带流行得十分猖獗。又因其属山岳地带或盆地潮湿之处，故被称为“嶂气”[24]（P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