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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南方疫灾疫战与空间叙事(4)

来源:南方农机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2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疟疾:指由疟原虫所致的虫媒传染病,得病后发冷寒战、高热、出汗并伴有头痛、呕吐、关节痛等症状。甲骨文已有“瘧”字,后来人们认为疟疾由山岚瘴

疟疾:指由疟原虫所致的虫媒传染病,得病后发冷寒战、高热、出汗并伴有头痛、呕吐、关节痛等症状。甲骨文已有“瘧”字,后来人们认为疟疾由山岚瘴气所致,称之为“瘴”。《淮南子》卷4《地形训》所谓“障气”,可能就是“瘴气”[22]。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载有“疟”病[14](P321)。《后汉书》卷24《马援传》首次采用了“瘴疫”一词。魏晋以后,南方文献则有大量的记载。现在学术界多认为“瘴”病主要就是指疟疾。

霍乱:现代医学讲的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此疫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传入我国。汉代的“霍乱”也是一种烈性的肠道传染病。“霍”是快速吐泄之意,“乱”则是指一片狼藉。其症状正是猝然腹痛、上吐下泻,顷刻之间狼藉一片,《黄帝内经》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均有载。著名医史专家范行准先生认为大多指急性肠胃炎或食物中毒造成的[23](P245)。

麻风病:麻风是热带地区最凶恶的皮肤传染病。大概发源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等地区,很早就传入了我国。中国古代称为“历”(疠)、“恶”、“大风”、“癞”、“麻风”等。云梦秦简载有“疠”[13](P263)。

痢疾: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是我国常见的肠道传染病。汉代称为“利”、“滞”、“肠澼”等[24](P310)。《淮南子》卷4《地形训》曰:“轻土多利。”高诱注:“利,疾也。”《说文解字》云:“滞,凝也。一日积也。”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引书》载有“肠辟”[25](P130)。

再次,疫前预防。灾前预防是治理疫病的关键环节。这可从2个方面进行:一是改善外部环境;一是强身健体,加强人体自身的免疫和抗病能力。关于改善外部环境,汉代南方人采取了防治病毒、防治卑湿、清洁水源等多项措施,笔者已在另文中有论述[26],此就强身健体一项作些具体的讨论。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导引图》,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和四川成都老官山出土了《引书》。所谓“引”和“导引”,就是模仿动物的动作进行各种运动,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导引”方式有徒手导引、器械导引、仿生动物、两人合作导引、呼吸导引。人们经过这些运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治疗疾病。根据江陵张家山汉简出土《引书》的记载,导引能防治的疾病有伤痛、内科、泌尿系统、五官科、口腔科、精神科6大类的44种疾病[25](P14-19)。东汉未年,著名的神医华佗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五禽戏”。汉代南方人颇为重视强身健体,南方地区也比较流行“导引”[27]。《史记》卷128《龟策列传》载:江南“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28](P3919)。

最后,思想引导。疫灾是破坏性十分巨大的一种灾害,汉人为了弥灾,颇为重视思想舆论的引导。这大致可分为3个方面,一是引导皇帝以民为本;二是引导官吏造福一方;三是引导灾民科学防治。前面两点,过去学术界结合儒家“民本”和“谴告”思想已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这里专门来谈第三点。总体而言,两汉时期医学水平比较低下,对疫病的认识和医治均十分有限,在“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观念指导下,用“祭祀”和“迷信”的办法来防治灾害,具有重要的“心理”作用。与此同时,汉人也注意引导人们在传统科学的范围内进行“科学防治”。《盐铁论》载桑弘羊说:“若疫岁之巫,徒能鼓口耳”[29]。意思是疾病流行年月的巫婆,只能卖弄口舌而不能治病。这表明科学的医学治疫已成为当时的常识,汉代的官府和官吏注意引导人们积极进行医疗治理。王充是东汉著名的无神论者,他极力反对用神鬼和谶纬迷信来解释疫病。他批判《礼纬》一书中颛顼生下一个儿子化为“虐鬼”居住在长江的观点[6](P1279)。从现在史料来看,汉人防治疫灾的具体措施多采取“给医药”的科学办法,而非“迷信”,表明科学防治是当时的主流。

总之,汉代南方人民针对惊人的疫灾进行了艰苦的疫战。其主要措施包括直接救治、研究认识、灾前预防和舆论引导。“直接救治”又包括“为致医药”、隔离病人、安葬死者、巡行问责、赈济财物和减免赋税6个方面,成效显著,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汉代南方人民对疫病的研究和认识已走到当时全国的前列,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方地区出土了不少失传的医籍,雄辩地证明了当时医学研究水平的进步,时人对南方重大的传染性流行病——血吸虫病、疟疾、霍乱、麻风病、痢疾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汉代南方人民采取的疫前预防措施主要包括防治病毒、防治卑湿、清洁水源和强身健体4个方面,效果明显。另外,汉代南方人民为了弥灾,颇为重视思想舆论的引导。引导皇帝和朝廷以民为本,着力拯救人民的生命;引导各级官吏造福一方,着力救治疫病;引导灾民以积极的态度,科学防治。直接救治、研究认识、灾前预防和舆论引导四为一体,又各有侧重,积极有效,逐步成为中国古代防疫救疫的主要模式,影响深远。

文章来源:《南方农机》 网址: http://www.nfnjzz.cn/qikandaodu/2021/0222/6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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